她說寫作是一種治療

 
我老媽總會在清明節前擺出一桌的配料，讓我們自己動手包春捲，一瓢一匙的料、一口一口地咬著春捲，不管清明時節是晴朗高溫還是雨紛紛，吃完春捲後，期中考就來了，噢不是，天氣就開始暖熱了起來。

 
冷戰結束後，石油成為中國對非洲政策的最重要因素，面對中國經濟持續且快速地成長，石油消耗也越來越快，非洲蘊藏豐富的石油，對於中國經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中國與非洲的外交關係因為石油而展開緊密的結合。

 
南半球的夏天即將結束了，一連下了好幾天的大雨，溫度也一路驟降，就當我以為氣候將怪異地忽略秋天直接進入冬天時，天氣又神奇地恢復到三十度以上的炙熱，剛好這天我將到史瓦濟蘭的農村社區體驗農家生活；從小我在離鄉下不遠的東海岸小城長大，但對故鄉農村的回憶通常僅停留在「便當真好吃、油菜花海真漂亮」的印象，雖然我一直覺得史瓦濟蘭的每個角度都像極了花東縱谷，但既然難得來到非洲了，就應該親自去比較一下，到底非洲的農村景觀和台9線有何不同，如果連作物景觀都一模一樣的話，我想我應該只會更。想。回。家。

 
『我們窺見了青春愛情和革命的本質。在富於詩意的夢幻想像中，周圍的生活是多麼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總是在他方。』－Milan Kundera 《Life Is Elsewhere》

   
『那迂迴繞路的過程是必要的。一開始的挫折是必要的。若不是打磨得完全，是闖不了最後的關卡的。那晚我聽見的歌聲，給我這樣的體會。能讓世界為她安靜下來，多不容易啊。而那是因為在此之前，她已多次接受世界教給她的事。我始終覺得，生而為人是種有趣的設定。』－張惠菁《給冥王星》

 
2008年3月6日。在史瓦濟蘭，三個月了。就像社會新鮮人過了三個月試用期那樣，沒什麼新鮮，因為隔天依然必須早起、上班、賺錢、吃飯、下班、花錢、吃飯、洗澡、睡覺，三個月了，就只是代表著「必須向前走」，因為已經沒辦法回頭了。

 
Beyoncé 在2007年曾舉辦橫跨五大洲的演唱會，她的巡迴不只曾來到台北，world tour的launch更不是在美國本土，而是遠在非洲的衣索匹亞首都Addis Ababa；Beyoncé在這個海拔2400公尺、當地語稱為「鮮花」的城市開唱，她也會面了衣索匹亞總統，更曾這樣說：『I consider Ethiopia as second home』；你對衣索匹亞瞭解多少？是個在東非的國家？是個曾經因為咖啡豆的問題而讓Starbucks頭痛的國家？是個時常有人餓死的國家？其實這些瞭解都正確但也不正確，因為一切的認知如果都只來自媒體只會過於偏頗。

 
每四年才有一次的二月二十九日，對我來說就像生命中每四年就會多出的一天；四年前的二月二十九日我還是大四生，那時的我還趕著畢業製作，四年過去了，我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工作、離開了台灣，就在我感覺台灣的那些人事物之於我，不管質和量都越來越遠的時候，我收到了來自台灣的一張明信片和一箱滿滿的書，就在每四年才有一次的二月二十九日，遠從台灣出發、渡過印度洋來到這裡，似乎說明了不管世界如何遙遠，一些人事物總是會因為軌道運行的力量而轉到接近我的地方。

 
在台灣，我不怎麼吃湯圓，因為我總覺得湯圓皮難下嚥也難消化，出國後，每當遇到台灣傳統節日就沒來由地非常想念應景食物，雖然不喜歡吃湯圓，但在正月元宵節還是想起了在寒冷的冬夜裡吃碗湯圓的畫面，不過在國外，尤其是非洲，湯圓就像南宋著名詞人－姜白石所寫的：『貴家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那樣，湯圓在這裡是「珍品」，因為根本就沒有啊，於是「逢年過節料理班」為因應元宵節又再度開課了。

 
「腳下皮鞋擦的發亮，肩上的梅花閃著光，綠色迷彩完美偽裝，蓋不掉心理的骯髒。是不是咬緊牙關，撐過這一段，我就能成為所謂的男子漢？」黃玠在〈綠色的日子〉裡這樣唱著，他唱著當兵時內心的壓抑與憤慨，那聽起來是一種無所不在「不得不」的抑鬱感覺。

   
外事警車載著我，在一個陰雨天裡往史瓦濟蘭中部省走，一個大晴天裡往南部省走，從柏油路到顛簸坑洞的泥土路，我跟著台灣來的行動醫療團到了偏遠的鄉下；兩個定點雖然方向不同，但同樣的是村民們都必須徒步來接受義診、他們絕多只會講史瓦濟語、他們面對相機通常是木訥呆滯的；從相機裡終究是反射不出我到了多遠的角落，但到底有多遠其實對這些村民一點都不重要，因為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離開，不論是生活、上學、結婚、生子、生病，一直到死亡，即使連自己生了什麼病都不知道，但對於他們而言，那裡就是他們的全世界。

 
我不想再為中國美言幾句，因為中國的美好大家可以直接從各式各樣的媒體中得到，我想讓媒體沒有興趣知道的中國浮出水面，我想深入一些媒體不想深入的嚴肅議題，清楚地去「平衡」對中國的看法與印象；中國雖然崛起，但背後思想仍是狗改不了吃屎，當全世界在2001年給予這個經歷帝國主義、內外患與共產主義洗禮的國家一個「奧運夢」的同時，也一併期待中國能因為肩負著某種和平理想的奧運使命，而產生內化、外化的變革，但從申奧成功到即將舉辦奧運已經七年的時間了，我們只看到北京的大興土木而不見中國當局為世界、為人權、為環境、為民族做了什麼樣的善意改變。

 
篠原涼子在《ハケンの品格》裡，總是孤僻離群，連倒數跨年也選擇一個人在國外度過；「一個人」過年對我來說是個無法想像的情景，那感覺是種孤獨試煉的最高級，而「在國外過年」且在沒有家人的陪伴下又是如何的感覺，我從來不曾也不怎想去經歷，所以電影裡、日劇裡、廣告裡、雜誌裡總是告訴我們過年就是要利用長假出國散心，但對於從小到大每到過年都拼了命趕回家的我來說，「出國過年」的旅遊訴求從來都不具任何吸引力，雖然我有時孤僻也偶爾離群，但想回家的心，每年都沒變過，今年更加強烈了，因為不管我如何想回家睡飽吃飽當少爺，今年就是註定要在國外過年了，而且是在。非。洲。

 
史瓦濟蘭人原屬班圖族（Bantu）之一支，16世紀時班圖族自非洲中部遷徒至南部；18世紀中，史瓦濟蘭脫離班圖族自立，領袖為Mswazi，之後就以「史瓦濟（Swazi）」為其族名；19世紀開始，歐洲勢力開始進入非洲，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英國與荷蘭裔白人於南非地區曾發生兩次戰爭，而史瓦濟蘭在第二次布爾戰爭後就成了英國的保護國，史瓦濟蘭人也許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學英語、說英語（此時間點為個人猜測），即使在1968年史瓦濟蘭宣布獨立、1978年確立君主獨裁統治，英語仍成為不可抵擋的趨勢，與原本的當地語－史瓦濟語（Siswati）並列為官方語言。

 
討論全球化的論述很多，其中一個有名的比喻說法是：『There is no there there, it's all here.』，這句話解釋著全世界都被整合進入一個統一化的符碼裡，不只指語言，也包括了品牌、網路、電信系統，甚至是政治與經濟；在台灣生活了26年的我，也曾經深深地相信這句話而不自覺地、很甘願地生存在全球化的環境裡，有機會離開台灣、離開汙染地球貢獻度最高的北半球，來到了南半球、進入了第三世界後，才漸漸體會所謂全球化以及那些在台灣曾經被過度賣弄的，其實都只是幻覺。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杜牧〈過華清宮〉

 
在電影《Lost in Translation》裡，很有趣也很刻意地並沒有為日語對白配上英文字幕，不諳日語的觀眾即時就可感受主角言語不通的無奈；一個外來者在一個當地語言封閉的社會裡，語言的困擾連帶影響了內心，於是就產生了lost的條件。

 
中國從在國際上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崛起後，近年在全球各地陸續簽訂原油供應與相關原油探勘、開採合約，此舉引起部分西方國家的不滿，歐洲國家更以「新殖民主義」來批評中國對非洲的能源外交政策，中國究竟在非洲這塊大陸上花了多少功夫？除了2005年在肯亞設立非洲大陸第一個孔子學院而可見中國於非洲外交政策所隱含的軟權力外，從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對待非洲即呈現大幅度的轉變，由於美國與歐盟在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的封鎖，中國即把非洲國家視為可突破封鎖的關鍵，並從此重新思考了非洲國家對其本身的重要性，此後意識形態不再是中國對非洲的主要依據，經濟與能源發展的重要性日漸提升，並將與非洲國家的關係與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論述掛勾，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從上到下的重要官員每年皆會出訪非洲，並佈局國營石油事業於當地的鑽採工作，重新界定了經濟援助型態以結合產官資金，在進行經濟援助的同時滿足中國國內企業尋求海外市場的需求，而在2000年後，中國展現了強勢的外交手腕以及高度隨著經濟發展與涉外事務的自信心，藉中非合作論壇作為雙方對話的框架場域，以此為平台釋放類似免除非洲國家的債務之類的經濟援助等利多，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以種種方式滿足政治利益。

 
逯耀東說：「如果說飲食文化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晶，那麼飲食文學就是個人才思的表現。」以「飲食」為題材所構成的「飲食文學」，不僅是作者個人的飲食經驗紀錄，亦是一個時代的社會觀察，從本文內容可照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而「飲食」本身也可發展成多重的意義及延伸，從具象而提升到形而上的層次，成為哲學的內涵。

 
Slow Journalism（慢新聞）這個新名詞在2007年初出現在英國《Prospect》雜誌，而後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於2007年底也以慢新聞與「質報」的議題反思在地鐵裡發送的免費報，因為讀者於其中只是獲得了「不想帶回家（沒有意義）」的免費新聞，而所謂「慢新聞」的靈感來自義大利的「慢食」（Slow Food），及其衍生出的「慢活」（Slow Movement）。「慢新聞」這個新聞改造運動就是簡單地想要讓閱聽人回歸到閱讀和思考的軌道上，花一點時間想一下所接收的資訊，且慢一點回應看到的訊息；想一下、慢一點，我想大概只有來到非洲才辦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