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迂迴繞路的過程是必要的。一開始的挫折是必要的。若不是打磨得完全，是闖不了最後的關卡的。那晚我聽見的歌聲，給我這樣的體會。能讓世界為她安靜下來，多不容易啊。而那是因為在此之前，她已多次接受世界教給她的事。我始終覺得，生而為人是種有趣的設定。』－張惠菁《給冥王星》
三月初開始在史瓦濟蘭，有一群人開始「走路」，他們走路不是為了選總統，更不是為了把總統拉下台，而是為了更遠大、更無我的公共議題而走－「HIV / AIDS」。在史瓦濟蘭，愛滋病的盛行率高居不下，人口數也因死亡率攀高而不斷下滑，來自世界各國重要的NGO組織皆進駐史瓦濟蘭，希望能為這個國家帶來一些「改變」；在史瓦濟蘭的平面報紙中，每天皆可看到有關愛滋病的相關報導與專題宣導，然而能傳達、能呼籲的畢竟有限，在保險套已經可以免費且輕易取得的狀況下，愛滋病依然是史瓦濟蘭嚴重的「流行病」，而且當地居民總有一種「絕口不提，我就沒事」，也就是「What you don't know won't kill you」這樣的錯誤觀念，所以有一群人決定用「走路」的方式，用最貼近的方式，傳達最正確的態度。
由聯合國（UN）與美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聯合主導的活動－「Walk the Nation」，三月二日開始，從史瓦濟蘭與莫三比克的Mhlumeni關卡出發，預計要走12天的時間橫貫史瓦濟蘭到達進入南非的Sicunusa關卡，border-to-border，總計200KM。為什麼要那麼辛苦？為什麼要用走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connect the dots」，才可以讓「take the lead」的態度傳播到各個角落，並透過事前正確掌握各個停留定點在社會經濟與人口的分佈，讓不同的訊息有效地溝通到各個階層；在台灣，這樣的任務也許只需要靠電視傳播就可辦到，在史瓦濟蘭走一遭也許會來得有效更多。
在總共12天的「Walk the Nation」活動中，不只將走上200KM，沿途也將經過各大小村落總計約可reach到十萬人次，不只在每天的停留定點進行針對當地人口量身訂作的主題宣導活動，更將與沿途的路人進行互動，讓AIDS / HIV的awareness可以傳播到媒體不能到達的地方，並讓訊息焦點focus on「taking the lead to know one’s HIV status」以及「How to make healthy behavioral choices」。
「Walk the Nation」不只是在宣導而已，更秉持著「kilometers for knowledge」的精神，也就是200KM walked = 200 people receiving HIV testing & counseling along the way，這麼有意義的「走路」，台灣的外交役男怎能錯過？
於是我就走了，在大太陽下、在流汗像是剛洗完澡忘了擦身體的狀態下，我還是走了。這一路走來，我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齊聚在史瓦濟蘭，不只有史瓦濟蘭當地的年輕人與學生參與外，更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南非、日本、南韓的義工們加入；在台灣，我從來都沒有為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議題走過，來到史瓦濟蘭後，我強烈地這樣自覺：我一定要去走！
所以我就走了。
在12天的路程中，三月八日的公里數是最長的，當天我從台灣駐史瓦濟蘭技術團出發，早上六點半走到中午十一點，上坡下坡，走了28KM後抵達中部省的Emphini Primary School；28KM，聽起來很短，不過就是雪山隧道來回走一趟再多一點、市民大道來回走兩趟再多一點的距離，但史瓦濟蘭崎嶇不平的道路，讓28KM需要多一點耐力、多一點毅力、多一點不同於在台灣閒晃的力量。第一屆外交役學長連加恩曾經這樣說：「好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付出更多、幫助更多的人。這樣，好命才有意思」；記得在成功嶺受訓時，我老爸曾經寫信給我，希望我好好思考到史瓦濟蘭將可以服務奉獻什麼；和絕大多數人相比，從小到大我的確很幸福、好命，為生活，自己不用太多煩惱，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追求自我實現，而我爸媽也如此放任我；所以我來到史瓦濟蘭，走路。
在史瓦濟蘭的第三個月，技術團的資深專家對著我說：「退休後，我計劃到柬埔寨繼續當義工。」不知道為什麼，這句話聽起來比「我喜歡你」、「我愛你」還要令人感動。
在我眼中，這就是某種程度的力量。
28KM的力量，我想全部都留給史瓦濟蘭，無關政治的走、無關意識型態的走；走完28KM後，我搞懂了一些事，關於我自己的，我搞懂了，那迂迴繞路的過程是必要的，一開始的挫折是必要的，這是世界給我這樣的機會、教給我的這些事。
Walk the Nation，28KM的力量，讓我覺得生而為人是種極有趣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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