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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石油成為中國對非洲政策的最重要因素,面對中國經濟持續且快速地成長,石油消耗也越來越快,非洲蘊藏豐富的石油,對於中國經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中國與非洲的外交關係因為石油而展開緊密的結合。

中國面對非洲各國的內政問題,依舊堅持其「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即便面對許多爭議性的非洲國家發生內戰,中國依然不願意參與國際社會對這些爭議國家的制裁,反而會利用其「大國」的身分來為這些爭議國家解套,甚至在聯合國代言,其中最有名的案例,便是國際矚目的蘇丹達佛(Darfur)衝突。

蘇丹的國際形象向來頗受爭議,後冷戰時代的蘇丹遭國際社會排斥與孤立,更曾被美國點名為「流氓國家(rouge state)」之一。1991年,波灣戰爭期間,蘇丹支持伊拉克的立場,即飽受國際社會批評,而近年的蘇丹因懷疑周邊鄰國暗中支持其境內叛軍,因此與其鄰國時有衝突爆發,造成區域安全秩序的不穩定性;1995年,蘇丹進而唆使恐怖份子暗殺埃及總統 Hosni Moubarak,此事件受到聯合國嚴厲譴責;1998年,蘇丹又涉及美國位於肯亞大使館的恐怖攻擊活動,美國政府於是展開報復性反擊,炸毀蘇丹政府位於首都Khartoum北部的化學製藥廠,預防其產製生化武器,並對蘇丹實施雙邊經濟制裁;1996年,聯合國安理會以1044號決議,強制蘇丹將刺殺Hosni Moubarak之兇手引渡至衣索比亞,中國代表即棄權未投票,等於是策略性暗中支持蘇丹,隨後安理會又通過1054號決議,對蘇丹進行外交制裁,要求會員國驅逐其境內的蘇丹外交官,以示對蘇丹政府警告,但中國卻置之不理,連「象徵性驅逐」均未實施,中國更於1995年至1997年間相繼出售軍事武器給蘇丹,顯然中國覺得與蘇丹建立良好關係遠勝於國際安全與穩定。

2000年,根據西方反恐怖活動組織指出,蘇丹南部基督教叛軍(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PLA)在其與政府軍隊的戰役中曾擒獲一組中國軍事專家,因此,中國在蘇丹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讓國際社感到更加匪夷所思,但仔細再想清楚其實不難發現,中國在蘇丹投資的油田正位於SPLA控制區的北邊,而在2000年的夏天,蘇丹內戰進入白熱化的階段,SPLA激烈攻擊政府軍隊,並全然穩固北部戰線,呈現隨時北進的態勢,藉此維護中國在此區油田之安全,在此情勢之下,中國向來秉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在危及油源安全下,似乎就是打嘴砲而已。

2003年,蘇丹西部的達佛地區居民要求實行自治,因而與政府爆發流血衝突,造成嚴重的種族屠殺,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死亡與流離失所,國際社會對此高度震驚,聯合國亦計畫派駐維和部隊進駐達佛地區阻止衝突繼續發生。聯合國安理會在2004年7月與9月先後通過了改善達佛地區安全局勢的第1556號決議和第1564號決議;2004年11月,聯合國召開蘇丹問題特別會議,通過第1574號決議,希望蘇丹政府和達佛叛軍能加速政治談判,但這些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中國原先都揚言要以「不干涉內政」為由投下反對票,最後在美國施壓下,不得已只好投下棄權票,使決議最終仍可生效。

中國對於達佛衝突的漠視與不干涉,引起國際輿論的強烈反彈與批評,就此更為中國的「大國外交」種下惡果,中國也因此開始思考改變對達佛衝突的態度;在2007年7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769號決議,同意未來一年在蘇丹達佛地區部署26000名聯合國與非洲聯盟混合的維和部隊,而中國也終於、破天荒地「首度」在這個問題上投下贊成票,並表示歡迎安理會通過相關決議,並希望順利落實決議,這也顯現了中國長期所堅持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已經打破,但決議仍強調聯合國維和部隊只有權「監視」當地的叛軍,無權主動攻擊,以示尊重蘇丹的主權地位,此前提也符合中國對於非洲主權尊重的一貫立場。

從中國「不干涉內政」到對於相關問題的「靈活性」,可看出中國對於國際外交策略與態度上的逐漸轉變,更為自己的國際地位重新詮釋與定位。從鄧小平時期,中國在外交上主張「絕不當頭」以發展國內經濟為主軸,到江澤民時期的「大國外交」,而當前的胡錦濤即必須面對到底該堅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還是大方面對「和諧國際社會」以及是否該擔任「負責任利益相關者」的角色;自中國崛起後,中國當權者漸漸體認到自己在國際社會所應負起的責任,面對中國對蘇丹達佛衝突的改變,從保守到靈活運用,就可充分體會胡溫體制下中國對非洲的外交之務實性。

中國在2008北京奧運登場前,在國際社會上釋出了作為一崛起強國的責任與轉變;作為奧運東道主,中國是否依然覺得油田比人命重要?

全世界給了中國這樣一個機會,只看中國是否只是打嘴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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