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寫作是一種治療

 
「當初寫他們，就已經開始對他們告別」－張惠菁《告別》

 
在以外部面向剖析台灣電視劇的產製環境後，我們瞭解到電視劇作為一文化商品後所擴散的有形與無形價值，進而再面對整體電視劇產業化的重要議題，就必須反視政府如何對待此產業，或民間機構如何與政府相互搭配以扶植新興產業。

 
鄭文堂的新作品《夏天的尾巴》中，有個橋段是這樣：男女主角坐在台灣南部田邊灌溉用水的邊上，張睿家問女主角：「欸，我可以親你嗎？」女主角回答說：「不行（雖然她的表情看起來其實是很想）」；隔沒幾秒，就還是淺淺地親了，畢竟是段青春期的故事，然後身為觀眾的我笑了，因為那很可愛，也很真實。

 
2007年夏天，台北當代藝術館曾推出「V2_特區」數位藝術展，這裡頭有個名稱叫做－「地球播放器」的展品非常有趣，它透過一個類似iPod的播放器，可以聽見運行中的衛星根據其飛行下方地表所產生的即時虛擬「音樂」；當觀眾從選單裡挑出一顆衛星，除了可以馬上知道這顆衛星正飛到哪裡外，還可看到飛過地區的地形學剖面圖、衛星軌道與地面各地點的相對距離，並即時模擬出海洋、平原、山丘等聲響；異於展覽一向以視覺出發，這個展品雖然很科技，但卻帶點詩意，因為看不見什麼，只能憑聽覺，然後自己想像；很詩。

 
17歲的我，在男校讀書，生活單純到每天就是讀書，那時唯一的夢想應該就只是簡單的考上大學而已；記得那時候，自覺生活不應只有讀書，但在鄉下老家其實也沒什麼休閒，於是參加了一個全國性的徵文比賽，關於故鄉的、環保的，我寫著那片陪著我長大的東海岸，最後拿了獎金和獎狀；令人驕傲的是，這個和TVBS有合作關係的徵文比賽，從中挑選了幾篇得獎作品製作成專題於晚間新聞中播放；就這樣，兩名政治線記者飛來台東，在卑南文化公園、琵琶湖與東海岸旁邊的草地上，那年還是高中生的我，對著鏡頭說出了自己對家鄉的看法，而那段鏡頭，從張雅琴的敘述中，播了出來。

 
這樣的一天，東北季風南下，飄著細雨，我在台北盆地北端的山腳下面向這座城，突然有種自己是個局外人的感覺。

 
有些攝影作品（甚至是畫作、數位藝術、電影作品）通常有許多前人的影子，是種學習或是承襲，或說是種對前輩的致敬，重點不是在模仿或抄襲，而是在畫面與概念上，相似但是否有另類的反思？在Sally Mann的《Immediate Family》的攝影集中可發現在畫面上與前人的一致，但卻又可發展出專屬於個人的概念。

 
從小，我不怎麼聽話、也不怎麼愛說話，還常帶點固執，以我這種難搞的個性還能擁有至今完好的社會化表現與內化個性，都必須感謝我爸媽在各方面對我的包容，以及讓我擁有自由發展的最大空間；在學習上，我爸媽對我只有期許，沒有要求，如果今天有什麼樣的表現被肯定了，都必須感謝我爸媽從小對我的「放任」，讓我在各方面都有很充實地吸收，而不只是個「好學生」而已。

 
自從六月底拿到學位、八月中離開工作後，我的生活就此失去了重心，所謂重心指的是在關心的議題上，以往因學術或工作上的需求，我必須（或自願）接收大量的資訊，不管是多麼艱澀難懂或膚淺無聊；在離職後、放空後，對新議題的敏銳度似乎越來越鈍，以往必看的新聞、雜誌、評論，甚至連bbs上的文章，現在都懶地再一一跟隨，如此降低對知識的渴求，雖然讓我多了閱讀閒書的時間，但也直接反映在這個blog上，因為不知道該在這裡寫些什麼，於是文章開始逐漸空洞化、泛生活化；我先前很少寫生活上的瑣事，也許是怕寫了瑣事會破壞自己對文字與想法上的要求，但也因此流失掉很多時期自己對自己的反思，於是我開始認真思考了「Blog and Everyday Life」這樣一個議題（自以為是個議題）。

 
啟程前，我想到柯裕棻在〈行路難〉中的一句話：『二十幾歲時人生的課題相當複雜，既要迅速累積也要適時放手。』

 
V君曾在文章中提到他和Starbucks的關係，他以一個消費者的角度訴說著一段沉浸在咖啡感性品牌中卻又聞出跨國資本主義的story；F君在買了一台白色的MacBook後，也記錄了一段關於自己在使用MacBook的history與funny experience。

 
2007年8月底，我搭上最後一班夜航班機回到老家；飛機把我慢慢拉起來，我看著底下熟悉的城市，以及想到還在這座城市裡頭各自努力的朋友們；我閉上眼睛，默默地在心裡感謝這些從18歲離家北上以來每一段精采的交集。

 
2006年台北電影節，我看了《69》，故事描繪1960年代日本的學運年輕人普遍共有的焦慮和憤怒；當時看這部電影的我，自大學畢業兩年，寫著論文、做著工作，完全無法想像自己的青春竟沒有任何的反抗、激情與理想，所以看完這部電影後，我喝了一罐可樂，告訴自己趁還沒脫離殘酷青春之時，我應該要讓自己走上一條路，一條和別人不一樣的路，即使走得很累，但那終究將成為我這一生「最村上龍」、「最格瓦拉」的一段人生經驗。

 
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著力描繪的是對逝去青春的回顧，他以與The Beatles同名的《Norwegian Wood》作為開場，小說裡年屆中年的男主角在飛往德國Hamburg的途中，聽到機上播放已逝昔日戀人曾百聽不厭的歌曲，因而想起18年前的往事。這個隨著聽覺觸動回憶的橋段，讓我想到了自己七夕坐在陳綺貞演唱會的場子。

 
『有時候，突然想起一個誰，不明白當時為什麼吝於交換幾句話，就此錯過了他人。或者，找到從前寫的片段文字，在特別難過的一段時期寫的，看著覺得陌生，卻也極好，便想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更冷酷的直面悲傷，而在忙碌瑣事中閃避開了，錯過了自己。

 
在夏天快過了一半的週末，搭了平溪支線來到了十分車站，除了拍點隨性的影像和清新的照片外，更玩了這裡近年聞名的天燈，而在從十分車站走到大華車站這2.9公里的路途中，沿路經過的一景一物，不論是人文或自然景象，皆讓我在流了滿頭一天的汗水後，帶著哀愁的心情回到了城市。

 
這是唯一讓我想拖著、賴著的夏天，2007年。很熱，而我終究還是我一個人。

 
六月中，我搬進了公司新啟用的辦公室；13樓、面向松山機場方向的辦公室不僅包含了俯瞰與遠眺的功能，每天下午幾乎都還可聽到最大聲的雷響；我的位置雖不靠窗、但卻面窗且可遠眺陽明山上文化大學的建築；看著螢幕前的數字與窗外的山景，會覺得那明明很近的山好像是個遙遠到需要護照才可抵達的地方。

 
『我為將新歡視為初戀向舊愛致歉。』這是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個夏天，我沿路走著也順便丟了很多人事物，在選擇丟棄時也許曾經傷痛猶豫過，但在不斷往前走著的同時早就徹底發揮個性中的「狠勁」，連一絲絲罪惡感或痛苦、眷戀都不曾有過；為人如此姬芭的結果，到最後好像也只得到了在冷氣房寫blog的空虛；所以讓我以Wislawa Szymborska的〈我在一顆小星星底下〉中的一段話當作開頭，我要向那些被我傷過的人道歉，也順便提醒那些曾經或正在傷我的人。

  
在暸解台灣電視產業對待電視劇此文化產品的文本特色與產製習性之後，再將焦點放大到電視產業外的文化創意產業格局，並以「文化經濟」為導入點，觀察韓劇產銷現況且對照台灣電視劇在經濟效應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