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上了哪些課其實都忘了，但最記得的是退了哪一門課，因為大學四年也就唯一退選這一門課，課名是「專題報導」，老師是誰早忘了，只記得是來自業界的記者，印象最深刻是，關於新聞寫作領域的課理當是客觀角度的，但出身實務界的老師卻異常主觀，同學可能因此缺席嚴重，搞到系主任放話要親自坐鎮課堂。
硬著頭皮修課到接近期中，老師希望每個人開始準備想深入研究的專題；出身天主教家庭的我，爸爸曾和我說：「你以後如果讀新聞系，應該要寫一篇台東這些神父的故事。」沒考上新聞系的我，計畫在這堂課上寫這段故事，當我說出我想要寫關於從瑞士來台灣將近六十年的一群神父，他們遠在偏鄉、遠在原住民部落做的事，以及他們多「愛台灣」；記得那時台灣剛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聽到「愛台灣」這三個字，老師瞬間神經剝落開始變身名嘴，開始一連串批判；本來只想回他：「我不過就是想寫神父的故事」，不想說也懶得說就退選這堂課了。
過了這麼多年，當我對新聞的熱情不知該到哪找回來時，這些神父依然在台東，依然深入到部落用原住民語主持當地教會，依然在餐前用德文輕聲禱告；我在想這短短幾分鐘的餐前祈禱應該是這些神父想家的方式。
偶爾還是會想起這段大學時期的片段，如果是現在的我，可能不會退選這堂課，也不會在第一時間去多做解釋，我應該會繼續上課到期末，寫出一份對得起自己的報導，送給這位老師。每個年紀，回頭看某些判斷，總會覺得有趣；過去我總愛求當下的直覺，依照太多當下的想法而發言、而動作、而出發、而離開、而不道而別，過去太多想法和意見的自己，現在也不曾改變過，只是現在眼前這個依然充滿太多想法的自己，已經懂得包容自己，即使不曾後悔，只希望未來能對自己更坦然、更誠實。
後來，我常跟隨爸媽走進現場，走進教堂、走進樸實簡約但美麗的「公東聖堂」、走進祈禱的聲音裡、走進平安夜的活動，甚至在教宗訪問菲律賓時，更到馬尼拉去人擠人，只為走進去那些我原本想寫的故事裡；當我出發到馬尼拉、走到西貢、河內，總是會特地繞到當地的天主堂、聖母院，坐在教堂裡，觀望四方，只為感謝這一路的平安，很多時候，我相信我的旅行不為什麼、不為別人的眼光，而是主在帶領我走這些路，人生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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