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 going to thank everybody in South Africa, my home country. They're all watching tonight. And I'm bringing this home next week.』2004年的Oscar舞台上，當Charlize Theron拿到了最佳女主角獎後，許多人才知道原來她是土生土長的南非人；在絕大多數的鏡頭前，Charlize Theron說著流利的英文，身為觀眾的我們也始終毫無疑問地認為來自南非的她，母語當然就是英文，但曾經在《15 Minutes》裡自然地說出「Afrikaans」的她，其實剛到Hollywood發展時也下了一番功夫「練英文」，為什麼？因為她的母語其實是「Afrikaans」。
在南部非洲的電視系統裡，有時會出現全為Afrikaans的節目，第一次轉到Afrikaans頻道時，我以為螢幕裡的白人講的也許是法文或是其他語言，後來在白人消費者較多的當地書店裡，也曾看到非英文的雜誌，那時我還自認為因為史瓦濟蘭和講葡萄牙文的莫三比克交界，所以那應該是葡萄牙文的雜誌吧，直到某天上英文課時，白人老師拿出了我原先以為是葡萄牙文的雜誌讓我們練習看圖說故事，在老師的解釋下，我才搞懂原來那些我看不懂的、聽不懂的語言是「Afrikaans」。
噢噢，原來如此，在南部非洲的白人的母語不見得都是英文勒（抄筆記），而「Afrikaans」到底是什麼樣的語言？在什麼樣的地方、什麼樣的人們會說著「Afrikaans」？
「Afrikaans」在語言分類上屬於印歐語系的日爾曼語族，目前最主要的使用人口集中於南非，而其也為納米比亞憲法所承認的一種「國語」。Afrikaans的誕生與形成直接反映了南非歷史上的移民社會背景，其融合了荷蘭語、德語、馬來語、葡萄牙語、科伊語與法語，在18世紀（甚至更早之前）開始使用於非洲最南端的Cape Peninsula，而後Afrikaans也隨著南非在政治、種族、膚色、權力、移民、戰爭與社會的影響下，與其他語言不斷接觸，產生了相互影響的過程，而南非歷經荷裔、英國、波爾人（最早抵達南非的歐洲移民，也就是後來自稱「非洲人」的荷裔白人）的掌握，從幾個小共和國、南非聯邦，一直到南非共和國，Afrikaans始終受到國家機器的高度保障和推廣，並逐漸成為崛起中之民族意識（波爾意識、反英意識、荷裔白人意識）的來源，同時也為民族意識的表徵。
對照在18世紀末，因南非被英國佔領，英文頓時成為當時最主流且政治正確的語言，而Afrikaans在當時的地位則是被英文形容成了「kitchen vernacular」；直到波爾人擁有了自治權、第一本Afrikaans的聖經問世，以及40年代由「南非國民黨」執政、南非進入「種族隔離制度」時期後，Afrikaans不僅從「被壓迫語言」轉變成「壓迫者語言」，更從「低功能的語言（language with lower functions）」轉變成「高功能語言（language with higher functions）」，在使用上與文化地位皆達到巔峰，英文反而被黑人拿來當成是反抗荷裔白人的一種有力工具。
在當時掌權的南非荷裔白人觀點裡，Afrikaans被認作是日爾曼語系中最年輕的一個語言，並強調Afrikaans的純粹性（Afrikaans不喜歡從英語裡面借用語彙），也宣稱Afrikaans是南非特有的語言，但高度種族自信的結果讓他們忘記了Afrikaans本身其實是荷蘭語和其他不同語言（包括非洲本土語言）互動後所產生的文化語言。
70年代，南非政府要求黑人學校必須以Afrikaans當成是教學語言，且嚴格禁止使用英語，隨後即爆發大規模種族衝突，直到曼德拉所屬的政黨上台執政且終結了種族隔離制度後，Afrikaans不再強勢，而隨著黑人執政而出走的白人散居南部非洲與世界各地，如今不只在南部非洲各國可聽到Afrikaans，在阿根廷、英國、荷蘭、比利時、加拿大、美國、紐西蘭與澳洲等地也都有Afrikaans的聲音。直到今天，Afrikaans雖淪為南非第三大語言（依使用人口排名），但Afrikaans語系的報紙和雜誌在南非仍是流通最廣的平面媒體。
在2003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非作家－J. M. Coetzee曾在求學時期游移於英文與Afrikaans之間，除語言外，也體驗了當時兩種語言背後的族群與社會公平問題，其在之後的自傳體小說《Boyhood》中，以第三人稱這樣寫著：『……is always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his mother. Jews are exploiters, she says; yet she prefers Jewish doctors because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Colored people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she says, yet she and her sisters are always gossiping about pretend-whites with secret Colored backgrounds. He cannot understand how she can hold so many contradictory beliefs at the same time.』這種種Afrikaans與南非變遷上的複雜歷史，讓我想到了台語在台灣的存在史；台語和Afrikaans比較起來雖完全不相同，卻也歷經一番「運動」的過程。
當年，隨著新語言的形成、那些祖先來自荷蘭的歐洲後裔在南部非洲，曾逐漸產生了新的認同，他們不再稱自己為「荷蘭人（Dutch）」，而稱自己為「非洲人（Africaander）」，這是一種「驕傲」的宣稱，對照台語在台灣的發展上來看，台語除「河洛話」外，也曾因台灣早期移民社會的歷史背景而融合了中文、平埔族語、荷蘭話、日語、日本外來語與馬來語，歷經日治時代的「皇民化運動」與國民黨政府所實施的「國語運動」，不只台語，包括客家話、各個原住民語都曾面臨嚴重邊緣化的問題，使得台灣本土語言在文讀系統上的衰落，逐漸退居為純粹的生活語言；80年代，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運動的並行，曾經被禁止的語言，如今總統都必須要會講。
今天，我在非洲，我用史瓦濟語說著：「Ngibuya eTaiwan（I come from Taiwan）」，我用英語解釋著：「I’m a Taiwanese」；這其實和政治正不正確毫無關係，皮膚被曬得過黑容易被誤認為印度人的我，只想讓自己的身分正確地被解讀（雖然我還是colored people就是了，但在非洲的土地上，我曾經認真地思考過：到底誰才是colored people？！）。
我想到了在台灣的那些日子，小時候的我和阿嬤講台語，我爸媽對我說台語，我對老師同學們說中文，開玩笑的時候說台語、上台報告的時候講英文、喝酒划拳的時候喊台語、和誰誰誰都深夜還在講電話的時候說中文；我認同我所屬的族群，即使我講台語的時候總是不輪轉地像是在演喜劇，但我感謝我成長的國家對族群、語言、文化的衝撞、正視與轉型。
當台灣媒體聽見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在立法院裡全程以台語答辯時，竟以「少見」來形容；馬總統在高雄市舉辦國宴，開場以台語致詞時，台灣媒體總是不忘提醒觀眾：『總統全程以「台語」致詞』；說真的，說中文、講台語，有那麼需要被特別提醒與注意嗎？語言的複雜不只在發音、文法與邏輯，更在背後的歷史與文化，也因為如此，語言作為文化的一環，在這個年代實在不需要再背負族群的問題；下次再聽到或看到哪個記者把語言和族群放在一起討論時，請原諒他，他可能因為SNG的關係，已經快沒有梗了。
這篇文章寫到這裡並沒有意思想要討論意識形態的問題，管它正不正確、誰說中文、誰講台語還是誰愛烙英文，我只知道這是個想要說什麼、用什麼說都很自由的年代；當南非長大的Charlize Theron在Hollywood用英文獨挑大樑，當台東卑南族的張惠妹都用日語演出《杜蘭朵》了，當台灣人在中國都會講牛逼了，當史瓦濟蘭的黑人朋友在外交役男的指導下都會罵台語髒話了，語言的歷史問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也就日漸模糊；語言不僅僅是學習與工具，更可能是生活的樂趣，學一種新的語言，對我來說，就像是在認識一段歷史或是比較歷史；語言之於我，不只是膚淺的功能性工具而已，它有複雜的歷史與文化，那就是學習語言的深度樂趣。
我在南部非洲，在這裡我講英文、中文，也說台語、史瓦濟語；語言雖然讓我覺得離家越來越遠，卻也讓我有機會（可能是太閒的關係）深刻地面對自己的文化。
Hallo! Hoe gaan dit? (Afrikaans; Hello! How are you?)
Baie goed, dankie (Afrikaans; Very well,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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