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聽Linkin Park嗎？－她說寫作是一種治療

大學的時候，認識一個人，對這個人的回憶絕大部分來自聽覺與視覺。

這個人很會畫畫、很會拍照，右腦思考但又可以寫出一些有趣的文字；那時候一起看書、一起玩lomo、一起看電影、一起逛博物館、一起在台北走路，所以對這個人的回憶有百分之五十是視覺的部分。

剩下的一半是聽覺的，因為這個人喜歡聽Linkin Park，最常播放的就是最吵的那幾首；後來聽到Linkin Park的時候，通常就會出現這個人的畫面。

這個人一直想到廣告公司當creative，我曾經說：『你是art，我是copywriter，以後看誰先進廣告公司。』大學畢業後，我進了研究所，這個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某間外商廣告公司的designer；從那個時候開始，理論和實務終究是毫無交集，這個人的話題離我越來越遠，談創意、談藝術、談廣告、談行銷，還好還剩下唯一的交集，就是Linkin Park。

那時修了幾堂悶透的理論課，很容易就把日常生活周圍的大小事和研究搞混在一起，包括Linkin Park在內；常常聽著音樂，就思考起音樂在社會生活中所能扮演的的動力以及非反射性角色，反思自己作為一閱聽人在角度上是比較接近John Blacking所謂的音樂社會學（ musicosociology ：將社會生活的某些面向看做是「音樂的」思考的產物），還是社會音樂學（sociomusicology：將音樂的創造與互動視為主要是社會生活的輔助角色），再經由接合（articulation）的取徑，試圖以Bakhtin的主體建構論與 Grossberg的「搖滾機器（apparatus）」與自己溝通，說明音樂如何作用於我，且使得我成為樂迷的過程；深陷在鳳梨田裡搞理論的我，也不怎地，就在和這個人的關係裡fade out了。

後來間接地從雜誌上看到這個人被upgrade的消息，發了一封主旨是：『還聽Linkin Park嗎？』的mail給這個人，又恢復似有似無的交集；曾經以freelancer的名義加入這個人所參與的比稿團隊，看著dressed up的這個人在客戶面前侃侃而談的模樣，我突然覺得這個人真的成功了，至少實現了大學時代的夢想。

2007年底，Linkin Park終於來台灣開演唱會了，當我在Linkin Park的演唱會上不再像大學時代那樣外放時，我發現我變了；我回想起那段聽Linkin Park的自由日子，那時候沒有多想，也沒有必要多想，聽Linkin Park是一種情緒上的感染；大學畢業後，我發現我聽Linkin Park是不快樂的時候、需要發洩什麼的時候、難受想大叫的時候；大學到現在，我變了，大家都變了，連Linkin Park也多了點tender的成分。

聽完演唱會，我從中山足球場走回東區，iPod裡又放了一次Linkin Park，想到了離我越來越遠的這個人，在夏天離開廣告公司的工作，飛到倫敦去讀視覺藝術的這個人，突然想再問：『還聽Linkin Park嗎？』

和這個人的關係像是一場比賽，從大學開始，從Linkin Park開始，但這個人卻早我好幾步了，走了進去，也飛了出去；我喜歡這種從以前到現在就不斷持續的競爭關係。

經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確認了自己在面對音樂與日常生活，是在「musicosociology」這個角度裡的吧，而對這個人的回憶就像是「聽覺慣性的轉移」，此轉移涉及回憶場域的運作邏輯，也和日常生活場域密切相關。從「聽覺慣性的轉移」的角度再切入未來，呈現出一股向前超越的力量。（原來理論是需要搭配生命經驗才能搞懂的哪！）

『我會再贏過你的，一定。』

其實我一直想對這個人說，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