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什麼可以比一個小鎮棒球場的木頭長板凳散發出混合著樹脂、悶熱、刺激的乾燥老木頭氣味更能告訴我們何謂美國夏日？』Thomas Wolfe從everyday life形容著棒球與美國人的生活關係；Richard C. Crepeau在學術期刊中的一篇文章－〈Pearl Harbor: A Failure for Baseball?〉裡追蹤了戰前的棒球外交，他認為戰前美國與日本的棒球交流其實是非常頻繁的，但『為什麼能把一項民主的運動打得這麼好的日本卻會變成地球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的大敵？』他這樣問道。
『認識運動，就是對社會的認識。』知名的運動社會學者Norbert Elias這樣提醒我們；這是一個連總統大選都沒有辦法凝聚台灣島上所有居民共識的時代，只有一個狀況除外，那就是棒球。中華隊將在2008北京奧運場上對戰日本隊，除了加油吶喊外，很少人知道（大概也很少人會有興趣）台灣棒球和日本之間的歷史關係。
棒球雖然是台灣最早接觸的現代運動之一，但與其他運動在台灣的地位相較下，棒球具有一種獨特的「歷史脈絡」。棒球是一種道道地地的歐美產物，關於棒球的起源，始終眾說紛紜，一般確信是由英國人所發起的一種團體對抗的球類運動，但是將規則確立並大力推行的卻是美國，而棒球之所以能進入日本，一方面是日本留學生的引進，另一方面則直接導因於在日本居留的美國人的傳授。
學會打棒球的日本人，沒多久後也開始教別人打棒球，而被教導的對象，就是殖民地－台灣。棒球在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傳入台灣，棒球剛登陸台灣時，是一種高尚、秀異的運動，後來日本人在學校和業餘社團廣泛推行棒球運動，台灣社會、文化和身體也因為棒球而被「同化」為日本文化的整合部份，而那個時候的棒球場域認同形塑也呈現了台灣人對抗日本人或崇愛日本人的矛盾情緒。
戰後，棒球成了台灣深烙日治痕跡的民間文化；1970年代，棒球在台灣的興盛正好填補了在1960年代後期到整個1970年代裡台灣在國際外交困境中尋求認同的需要。1970年代的「世界冠軍景觀」和當時政權的正當性危機互相支撐；以民族主義敘事為統合的台灣棒球，也動態地展現了國家機器和民間社會之間的諸多矛盾和妥協。
1990年代之後，高度商業化與全球化的結果讓台灣棒球與美國、日本等職棒場域加速扣連，卻體現了台灣棒球場域在棒球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這種客觀位置的關係呈現出本地球迷消費台灣和美、日職棒等跨國商品的文化實作，更反映出本地球迷在尋求認同上的自滿與自卑。
中日大戰即將在北京奧運開打！欸不對，應該是台日大戰即將開打，撇開以上這些嚴肅的歷史與文化問題不談，今年夏天還有什麼比贏了日本，甚至是在奧運拿到獎牌更令人興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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