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數位落差要從誰近用網路的問題，轉移到去了解人們上網做什麼以及他們有能力做什麼。』－Lisa Servon《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Technology, 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
前陣子，指導我的資訊技師帶著我來到史瓦濟蘭南部省的Ngwempisi，這是個距離首都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小鄉鎮；從柏油路開到泥土路，我們來到當地鄉公所（Inkundla），裡頭有間小房間放著幾台來自台灣的華碩主機與奇美螢幕，這裡就是台灣技術團技藝訓練計畫電腦校外教學的駐點小教室，由於史瓦濟蘭網路連線費用非常昂貴，所以此校外教學駐點目前仍無法連網，但其中駐有「種子教師」開設短期電腦訓練課程，不僅介紹基本電腦使用方式，也進行打字與文書處理能力上的訓練，這間充滿「台灣味」的小教室幾乎可算是Ngwempisi這個小鄉鎮的「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DOC）」。
「數位機會中心」指的是在產業及資訊發展較落後的偏鄉地區，以固定地點置放電腦及連線設備，供偏鄉居民使用，其建置過程包括培訓管理人才、提供教材、持續輔導等，希望透過數位科技資源的引進，協助偏鄉在社會、文化、經濟、教育等面向上發展。「數位機會中心」在政策或援助應用上擺脫了早期以提升家戶及個人電腦、網際網路普及率的思考，其針對經濟及科技資源較弱勢的社區，以社區為單位提供資訊硬體設備及人才、課程等軟體資源，彌補弱勢族群被資訊社會排除在外的困境。
有效地縮短數位落差，是史瓦濟蘭邁向公平富足的資訊社會不可迴避的課題，但縮短數位落差不只是接觸電腦、網路的機會，也必須具備基本的使用能力，數位機會中心雖提供電腦相關課程，但如何將其轉換為居民的數位能力，必須思考的重點包括如何讓民眾知道台灣在這裡有校外教學、如何吸引民眾到Inkundla來以及如何有效學習等。
偏鄉社區居民使用數位機會中心的誘因，除了自發的學習動機以外，大部分皆依賴人際網絡及信任關係；研究指出「社會資本」是近用數位設備或網路的重要因素，在印度與巴西的調查即發現，善用社區資源的最有效方式是透過既有的社區組織或是領袖來管理社區科技計畫，因為社區組織了解地方現狀並且能提供某種符合地方需求的結構，而培養數位能力的學習活動不像一般娛樂或是議題性的活動，一次或是短期就有成效，需要營造友善的學習和使用環境，以鼓勵學員或居民持續參與，因此，面對學習與參與的停滯，應可在互動中了解原因，並改善教學或是使用環境，甚至擴大鄰近社區參與，滿足更多偏鄉居民的需求，以免因參與的持續萎縮而可能導致如國外很多數位機會中心最後失敗的下場。
在應用數位資源上，在距離首都有一段距離的小鄉鎮進行校外教學與扮演數位機會中心的角色將可為社區組織培養與增加數位人才，並可協助經營社區教室，另外，社區組織因為長期從事社區發展事務，勢必將台灣資訊站視為社區營造平台，不侷限於只是電腦教室而已，如此一來，台灣在偏遠社區以資訊作為援助內容即能回應社區需求，一方面與社區居民合作，二方面教導與協助居民運用數位資源，協助社區經濟面、社會面及文化面的發展。
任教於以左派論述著稱的美國New School University的Lisa Servon曾於其著作《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Technology, 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中提到：『關注數位落差要從誰近用網路的問題，轉移到去了解人們上網做什麼以及他們有能力做什麼。』因此，橋接或縮短數位落差的方向，應著重近用（access）、資訊科技素養（literacy）以及內容（content）三個面向上；許多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世界銀行等，都有資助亞洲、非洲等低度開發國家改善經濟及資訊發展的計畫，近年較為知名的例子則是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的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發起成立的數位聯合基金（Digital Solidarity Fund），其透過資助中低發展國家以試圖消弭全球數位落差，而UNDP也在史瓦濟蘭捐贈許多「硬體」，卻忽略了近用、素養與內容的重要。
台灣的科技力量應用在國際援助上的確能積極消弭數位落差，然而目前可見的應用多把重心放在扶植產業、電子化政府、加強學校及公立機構上網等方面，對於結合社區推廣近用科技則仍在起步。除了硬體設備與量化目標外，應將重視政府、社區與援助機構結合的力量，其將提高偏遠鄉村的科技資源與數位能力，讓數位科技服務人的需求、改善生活條件，使得消弭數位落差不只是矯正資訊社會的科技不平等問題，而能同時改善科技不平等所反映的社會不平等，這才是縮短數位落差作為援助項目內容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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