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在台灣清華大學的一場演講，鎖定「世界公民」意識出發，她認為台灣在全球收入排行中名列第三十名，應屬所謂「富國」了，但她點出了一個問題：如此名列富國榜的台灣，對這個世界盡了什麼責任？龍應台以南亞海嘯發生後的台灣社會反應為例，當時正值聖誕節與新年時刻，全世界都瀰漫在一陣感傷氛圍中，台灣卻普天同慶地倒數著迎接新年到來。
沒錯，這是台灣，也是台灣人的生活；台灣人普遍不懂什麼叫做真正的全球化，卻一天到晚在消費資本主義中的全球化，自以為喝上一杯倒上統一牛奶後根本就已經是水的假Starbucks，或消費空間充滿異國情調，就是全球化的參與，但台灣人有沒有想過，資本主義之外的全球化？當全球化演變到今天，二十一世紀才剛開始不久的今天，台灣人有沒有漸漸意識到全球化已經不是件好事了？
愈面臨真正嚴肅的全球化議題，就愈暴露台灣人的苦澀，我們長期在國際政治上感受孤立，與國際社會長久隔絕；當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鄰近我們的日本、韓國，甚至整個歐洲與美國本土，都在進行大規模的「反戰」，台灣人呢？台灣人想當然地以「別人家」的事對待；新聞媒體一天到晚花時間在追蹤窮極無聊的話題而不選全世界都在關注的新聞議題，而如果股市與石油沒有太大波動，台灣人依然過著自己的生活；有人說：「台灣社會是全世界最冷漠的！」，你不能怪台灣如此冷漠，因為台灣在國際公民的ID身分識別上，每天都在被國際社會刺痛與傷害，比許多非洲國家都還不如；而既然我們不被看成國際社會的合法成員，我們如何去認同「世界公民」這身份，理直氣壯地去為地球村裡的公義去奔走、去呼喊？
數位時代的世界，我們的國家依然在國際政治中上不了檯面，但台灣人已經不能再作世界邊緣人了，而要想辦法去成為擁有國際化程度與國際內涵的「世界公民」；我不想單純地只用所謂國際化就去認定世界公民的資格，因為在台灣，普遍人都錯認國際化程度和美語口說能力好壞或護照上蓋章數的多寡成正比，所以我以「國際化程度與國際內涵」來作世界公民資格上的區分，而在台灣，成為世界公民的第一堂課，除了要關心國際新聞外，更要懂得如何解讀國際新聞，這是參與國際、關心國際的基本作法，也是拓展國際化程度與國際內涵的必要步驟。
Lippman在其經典著作《民意》（Public Option）中指出，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閱聽人形成公共事務認知及瞭解外在世界的重要性角色；由於外在世界過於複雜，以致一般閱聽人無法儘依靠單薄的個人經驗來理解，而必須依賴大眾傳播媒介以吸收資訊，進而塑造個人『腦海中的圖像』（the pictures in our head）。
國際新聞的傳遞與流通對閱聽人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資訊管道，尤以台灣此極度依賴經貿發展的島國而言；另外，國際新聞與本國新聞（domestic news）也有很大的差異，後者不但可以經由大眾傳播媒體得知，甚至閱聽人也能藉親身體驗或人際傳播等方式補其不足，但國際新聞則不然，雖台灣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但個人視野所及畢竟有限，相對於新聞媒體的普遍與持久，無可否認地，媒體的國際新聞報導仍然主宰了閱聽人對於這個世界的印象與看法。
長久以來，Lippman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概念，即被傳播學者用來描述人們經由外在事物，建構腦海中圖像的情形；換言之，大眾傳播媒介會影響閱聽人對世界的認知，因此如果每天的新聞總是把焦點集中在某些國家上，而忽略了其他國家，那麼很可能會在閱聽人心中產生扭曲的「世界圖像」。
我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電視媒體要選擇這樣的國際新聞讓我們知道？而這樣的國際新聞如何在我們的腦中建構對某一國家的圖像？國際新聞如果因為偏重在某一個國家上，且新聞偏向又有落差時，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知到底是扭曲的還是正確的？媒體當然會對國際新聞有所「守門偏食」的情況，但身為想要成為世界公民的我們，必須具備在已經偏食的狀況中，找到少數的營養價值。
在全球化的時代，除了一般觀眾必須關心國際新聞，農民、漁民、傳統製造工業相關業者，以及學生們，更應該閱讀、收看國際新聞，除了要搞懂我們是因為什麼而漸失競爭力，更要搞懂其他國家和我們相同身分的人，在面臨相同問題時，他們如何面對、如何解決、如何創新；世界公民的第一堂課在於去「識讀」國際新聞，不只是接收，更要吸收。
如何吸收？不是學英文，也不是常出國，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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