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很好奇一篇文章的作者的養成過程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學歷、是什麼樣的求職過程、是什麼樣的知識背景、是什麼樣的流浪痕跡，讓一個作者可以寫出那樣的文章，就像是蔡珠兒把飲食當作文化研究來寫、柯裕棻在散文裡穿插傳播理論、張惠菁可以用歷史當作opening那樣，作者的背景的確會影響到他的作品吧？我是這麼想的。
於是後來，這種對背景的好奇漸漸延伸到其他領域的影響，學術、攝影、音樂、電影等等，甚至是某篇學術論文的作者的背景與私領域的部落格也都會是我好奇的地方，其中，「攝影」是除了文字之外，最令我感到好奇的第二個領域，可能是身邊也有很多朋友在玩攝影，學廣播電視的人玩、學園藝的人玩、學農藝的人玩、學獸醫的人玩、學廣告的人玩。
Susan Sontag在《On Photography》一書中曾諷刺有錢環遊世界的日本人們，來到悠閒渡假旅館，卻還不停拍照，『他們至少有了代替工作的方式，他們可以拍照』Susan Sontag這樣說著。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論是隨手一拍或是講究畫面，我走到哪裡就拍到哪裡，直到我在研究所的視覺研究課堂上時，看到了Wim Wenders的《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在最視覺的動態影像裡，Wim Wenders把夢境轉成了視覺，讓人自以為從此可以「讀」夢，然而影像卻像一層層的牢籠，將我們緊緊困住；從那時候開始，我不斷思考那個不停按下快門的自己，那個以為瞬間的剎那可以永恆留住的自己，那個不斷以相機替代眼睛的自己。
Walter Benjamin在〈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曾指出攝影作品無法成為藝術即在於「靈光」的消失。Walter Benjamin認為：『一旦藝術作品不再具有任何儀式的功能，便只得失去它的靈光』；當我們以高科技相機快速地擁有了一切美景，似乎也同時失去了一種氛圍，對於Walter Benjamin而言，藝術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漸已失去魔幻魅力。
還記得大學課堂上時，有同學曾問導演出身的老師說：『什麼時候開始成為導演？』『有天早上，我起床後，對著自己說：「我是導演了！」那時候我就成了導演』紐約回來、雅痞味十足的老師這樣回答著我們。數位化最好的現象，就是每個人都成了作家、導演和攝影師；曾經在史瓦濟蘭碰到天下雜誌的資深攝影記者，他說：『現在有相機的人太多了，但其實真正的攝影是需要思考的。』雖然，過去學校老師嚴厲批評我的作品的印象未曾忘記，但我仍然喜歡拿起相機、換著鏡頭、聽著快門聲的感覺，「攝影」對於一個較擅長文字思考的人來說是有助於創意開發的，但我漸漸從拍攝到被攝、從主導到觀看、從表面到深入；現在，攝影之於我，似乎已經逐漸成了一種單純的紀錄方式，不再追求好不好看，反而把焦點放在畫面中人事物的故事，也因如此，我動手拍照的機會少了很多，反而是開始大量地「看」別人的作品，從最有名的大師作品、受爭議的Leni Riefenstahl、Sally Mann、最時尚的Annie Leibovitz，一直到身邊朋友所拍出的一張張照片。
我喜歡從畫面中觀察出一些什麼不同的，讀出一些吸引人的故事，也許學園藝的拍出來的東西比學廣電的漂亮很多，而學獸醫的拍出來的故事點也許比學廣告的還要吸引人，我喜歡知道照片作者的背景是什麼，因為照片會讓我知道：「噢，原來你的角度在這裡。」對於曾在學院裡受過主觀攝影訓練的我來說，總覺得，攝影沒有好或壞，每張作品呈現出的其實都是影像背後，作者想說的話，或是作者的背景而所看到的東西；在這樣一個人手一台相機、人人都有網路相簿的時代下，我們是否反被螢幕觀景窗框住了自己？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用眼睛拍照片，而不是用相機追逐影像，而最漂亮的作品不在構圖也不在顏色，而是那些眼睛看不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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