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陸與歐洲的關係可從亞歷山大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帝國開始，在15世紀以前，歐洲對非洲的影響僅限於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地中海地區；自15世紀航海技術日益進步的情況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為了爭奪香料控制權，開始向歐陸以外的地區從事海洋探險，也從這個時候開始，葡、西兩國的探險家開啟了非洲大陸新一頁的歷史。
當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到達西非海岸時，當時的西非正是貝南（Benin）王國全盛時期；當時貝南王國有一個專門從事象牙雕刻的家族，其除了為國王與貴族服務外，也接受商人委託製作象牙材質的胡椒瓶、鹽罐與盤子；葡、西兩國的探險家行經西非時，即帶走了黃金、香料與象牙回到歐洲，而這些物品後來都進了王公貴族的「Cabinet of Curiosities」。這些製作精美的象牙雕刻和銅雕在初入歐洲時，曾引起當時學者對其美感與技術的讚嘆，然而，對於當時收藏這些奇珍異品的收藏家而言，藏品的稀有程度、量和包羅的範圍才是展現收藏家社經地位的重要指標，知識的呈現和藏品的社會脈絡反而不是收藏家首要考量的因素，要能引起他人讚嘆且吸引目光焦點的物品，才是被收藏保存的主要原因。奇珍異品式的收藏取向在當時是一種自我的延伸，收藏者藉著物件構築一個得以滿足自我的世界，物件的脈絡背景與代表意義並沒有滿足自我重要，這種收藏可視為「拜物式的收藏（fetish objects）」。
隨著歐洲人在海外的擴張，越來越多的動物、植物標本與稀奇古怪的物品進入歐洲社會，不只來自非洲，更來自美洲或大洋洲，而隨著標本、藏品數量的增多，收藏與分類的方式也漸漸開始發展；收藏者開始了系統分類的方式以陳列藏品，非洲動植物、器物於是以「標本」的角度被收藏著，目的是為了證明這些民族的活動情況。受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羅浮宮於1793年成為首座對大眾開放的博物館，但當時來自北美、馬雅等所謂前哥倫布時代的物件都因被視為「民族誌的標本」而未能進入收藏「藝術品」的羅浮宮內。
然而，越來越多的物件使得人們必須去思考物件的分類系統，而非洲物件也從單一標本轉變成了系統標本，除了數量增多的因素外，也因當時受到啟蒙運動對人本關懷的背景所影響。民族學者對物件的展示不再只是物品本身，而逐漸將重點轉移至物品背後的意義與問題。1830年，法國收藏非洲、大洋洲文物的Musée Dauphin對外開放，此為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官方博物館展示非洲的物件，也顯示了法國收藏非洲物件已達到了相當的完整性，而歐洲對非洲的瞭解也開始轉變為從知識上的意義與人類學的框架中進入。
19世紀，歐洲各國對非洲的開發可從比利時的私人企業－「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u Congo」開始，其他國家如德國、法國也起而效尤，紛紛投入開發非洲的行列。1884年柏林西非會議召開，使得列強在紙上瓜分了非洲，不只政治、軍事、文化與殖民勢力進入非洲，大量的非洲王室用品也被賣進歐洲，1898年創建的比利時Muse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就是歐洲掠奪非洲後造就西方人類學博物館的最佳證例。
20世紀初，由於野獸派、立體派和表現主義的藝術家對黑人雕刻的熱愛與關注，以往對非洲物件的觀點與品味開始有了轉變。野獸派的代表畫家Henri Matisse畫面清晰簡潔的特點即受到黑人雕刻影響的結果，Pablo Picasso於1906年初遇Matisse並受其影響而對非洲雕刻產生極大興趣；根據自1945年即認識Picasso的傳記作家Pierre Daix在Picasso傳記中的描述，Picasso常常拿著素描簿到法國的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研究非洲雕刻（1878年開幕的法國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蒐集了被散置在各個不同公共機構的蒐藏品，一些來自海外的奇珍異品皆於當時進入了此以民族學為導向的博物館），而Picasso為旅法美國作家Gertrude Stein所畫之肖像畫中即可見到其受到非洲雕刻簡化形體的影響，此外，公認為20世紀第一幅經典的現代藝術作品〈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即被視為Picasso受非洲雕刻影響而思索出的藝術型態。
從此之後，一些法國的民族學者開始思考來自殖民地收藏品的價值，直到Jacques Chirac當選法國總統的後一年，將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與Musée de l'Homme中的人種實驗室所收藏大約二十萬件的文物重新組織分類後，在巴黎第七區、鄰近艾菲爾鐵塔的塞納河畔成立一座新博物館－ Musée du Quai Branly ；此舉使原始藝術在法國博物機構中找到公平合理的位置。
Musée du Quai Branly除兼顧物件的社會脈絡、藝術表現，更設置教學研究中心以提供研究補助與獎學金的方式供國外學者進行研究，以從不同文化背景觀點來瞭解世界各地文化的價值。法國政府設置Musée du Quai Branly的野心不只在文化藝術上，更呈現出對那些被歧視、被殖民地區文化與物件上的一種反省態度，這種態度除了與後殖民時代下對「他者」的關心步調同步外，更為博物館收藏帶來了另一種新模式。
我們可以瞭解過去，卻不足以解釋未來。20世紀中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使得我們開始思考權力結構的問題，而後殖民思潮也讓我們開始反省弱勢文化的地位。當博物館企圖再現一個文化時，權力的本質、科際的整合、物和人之間的關係隨即成為討論的重心；Musée du Quai Branly以「後殖民觀點」呈現異文化，所改變的不僅僅只是非洲物件的呈現方式，更轉型了「種族」在刻板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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