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攝影作品（甚至是畫作、數位藝術、電影作品）通常有許多前人的影子，是種學習或是承襲，或說是種對前輩的致敬，重點不是在模仿或抄襲，而是在畫面與概念上，相似但是否有另類的反思？在Sally Mann的《Immediate Family》的攝影集中可發現在畫面上與前人的一致，但卻又可發展出專屬於個人的概念。
1984年的某天，Sally Mann的女兒之一－Jessie從鄰居家回來，她的右眼因被蚊子叮咬而腫起來，Sally Mann被這個特殊情景觸動，於是請Jessie靠著牆面，拍了《Damaged Child》（下圖）此照片；第二天Jessie的眼睛依然紅腫，Sally Mann安排了一些道具，又拍了更多照片，於是開啟Sally Mann游移在兩個相反元素之間的創作方式：事實的紀錄與虛構的設計Sally Mann自拍攝《Damaged Child》後，即領悟到：以攝影記錄子女成長或家庭劇場的展演，不僅可巧妙地解決母職與攝影的衝突，且蘊含豐富的創作潛能。
Sally Mann曾表示：「我是一個毫無羞恥心的借用者」，其經常援引藝術攝影傳統中的名作，改頭換面而成自己的作品。《Damaged Child》的構圖與標題即脫胎於Dorothea Lange於1936年拍攝的同名作（下圖），但兩張照片所記錄的兩個小女孩的身體卻展現不同的階級。Dorothea Lange特寫眼眶浮腫、又瘦又髒的鄉下小女孩，身上掛著用簡陋粗布綁成的衣服，站在黝黑的牆前，正如標題所揭露的，此小女孩被1929年之後的經濟大恐慌所荼毒，身體烙印著匱乏、苦難、疲憊、驚恐、焦慮與憤怒的傷痕。Dorothea Lange以簡單強烈的構圖，將小女孩的真實苦況直接曝露在觀者面前，以博取同情與悲憫；Dorothea Lange也刻意營造象徵的層面：小女孩的頭部彷彿被釘在牆面的十字架口，在基督教的傳統十字架象徵犧牲。如此特殊的構圖安排，應有隱喻小女孩為無辜社會犧牲者之意，Dorothea Lang更刻意略去特殊的時空與生活背景，以提煉普遍化的象徵意涵，使小女孩成為受苦卻充滿尊嚴的貧窮小孩代表icon。Sally Mann的作品則特寫衣著整潔光鮮的小孩，卻因美好的臉龐被蚊子叮咬而受損，此為受到良好照顧的小孩，生活中的意外插曲，但在母親眼中，卻是女兒成長過程中值得悉心紀錄的特殊模樣之一。
另外一照片《Popsicle Drips》（下圖）的構圖與Edward Weston的作品《Neil》（下圖）極為接近，Sally Mann的景框將兒子截頭去腳，其身軀略呈S形，姿態與線條皆不若《Neil》美形，展露栩栩如生的肉體。《Popsicle Drips》的明暗對比更為強烈，大部分畫面以柔焦效果營造，只有下腹附近光線較亮。Sally Mann藉沾黏的污跡強調兒子充滿活力的肉身，創造了充滿慾望潛能的意象，以觸覺性顯影展現Sally Mann重溫兒子孕育的母性拜物主義。
在《Kiss Goodnight》（下圖），兩名女兒表演了頗為強烈的擁抱與親吻，此張照片與Julia Margaret Cameron的《The Double Star》（下圖）極為類似，更明白地揭露近親之間的慾望流動。《Kiss Goodnight》承繼了《The Double Star》的基本構圖、柔焦手法與表演效果，Sally Mann以缺乏調子對比的柔焦手法，製造灰濛濛的蒼白氣氛，使意象顯得輕飄而抽象，鮮明地展露女兒間身體的親密性與融合感。
Sally Mann的攝影以子女童年為主題，某些畫面承襲了前人的創意，但在insight上卻對一些呈現男性拜物主義的家庭攝影提出巨大的挑戰，其作品彷彿逆轉的鏡像，反映了母親的主體性：以觸覺性的母性拜物主義慾望與幻想，創造了另類對母性的詮釋，因而充滿了顛覆父權文化的力量。
雖然在台灣，我們從小就不被鼓勵和別人不一樣，但在創意思考的聲勢逐漸被重視後，我們就又開始被要求「要有創意」，於是在學校的報告要有創意、寫履歷表要有創意、面試回答問題要有創意、工作當然更要有創意，但明明這個國家或這個島上的教育體系就很不創意啊，那這樣我們又該如何be creative勒？
就是be different（從小不被鼓勵，長大卻又被鼓勵，真是個鬼打牆的教育體系），不然的話就是－借用與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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